圍繞學生成人成才 提升校園文化內涵

發布時間:2016-07-21 09:26:18   來源:一家之言 

圍繞學生成人成才提升校園文化內涵

——加拿大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校文化建設啟示
 
王立智
(酒泉職業技術學院,甘肅酒泉  735000)
 
 
  摘要:校園文化作為一個學校辦學理念、辦學特色、辦學傳統、人才培養、人文關懷、核心價值等的長期積淀,既是其個性的彰顯,也是其軟實力的表現。解讀加拿大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校的建筑文化、標示文化、關愛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幫助我們喚醒“文化自覺”意識,著眼于促進學生成人、成才,提高認識,科學規劃,突出重點,統籌推進,全面提升校園文化內涵和可持續發展力。
  關鍵詞:校園文化;特色;內涵;文化自覺
 
  校園文化是一個學校辦學理念、辦學特色、辦學傳統、人才培養、人文關懷、核心價值等長期積淀的結果,是其獨特個性的集中表現,也是其發展軟實力的基本載體。不同國度和不同教育類別、不同教育階段、不同院校的校園文化,因服務對象及社會背景、訴求重點、表現形式等的不同,往往存在較大的群體差異與個體差別,但究其根本,都服務于學生成長與發展,服務于文化傳承與民族進步。就這一點而言,加拿大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及博瓦立學院等的校園文化建設理念,無疑為我們充分挖掘校園文化內涵,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
  一、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的校園文化解讀
  2015年8月30日至9月26日,筆者有幸參加了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組織的高職院校領導海外培訓。在加拿大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Southern Alber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及博瓦立學院(Bow Valley College)為期三周的集中研修期間,結合自身分管業務,通過“看”“聽”“問”“思”,重點對各校校園文化建設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了解。
  在我看來,其校園文化特色突出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建筑文化
  建筑被譽為“石頭的史詩”“凝固的音符”“立體的書”,“它忠實地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1]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其文化價值也越來越受關注。特別是對大學而言,其建筑設計、功能布局、空間組織等,不僅要滿足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的需要,更要體現一種審美文化的追求。綜觀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的建筑文化,主要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布局緊湊合理。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占地50公頃,面積不大,但建筑容積很高。其核心區域,是連成一片的10幢教學建筑;在校園東北角,則是2棟寧靜清幽的學生公寓。體育場、體育館唇齒相依,6個停車場或者呈雙層結構分布于體育場下面,或者平面鑲嵌于學生比較集中的其他區域。整體布局錯落有致,教學區、運動區、生活區界限清晰。
  二是外觀新穎獨特。作為一所百年老校,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的建筑學科在加拿大乃至海外都享有很高的聲譽,其校園建筑也充分展現了這一學科的優勢。整個建筑群重設計、輕裝修,主體建筑采用鋼屋架大框架,實現了造型美與結構美的有機結合,外觀新穎,各具魅力;整體色調以朱砂紅為主,飾以象牙白裝飾條紋,使新、老建筑無縫銜接,既保留了老建筑的古典美,又融入了新建筑的現代美,柔和溫馨,渾然一體,幾乎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建筑博物館”。
  三是裝修兼具實訓功能。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的建筑裝修也極具個性,特別是建筑學科教學實訓大樓,采用大框架、高屋頂,將建筑結構與后期裝修的原始風貌顯露無遺,非常適合開展直觀教學。電線、網線、監控線、電話線、閉路網等線路分布井然有序,空調管線、上下水管道、消防設施等管網鋪設科學合理,各類閥門、開關、插座等的安裝整齊規范,可謂實地開展建筑設計、土建工程等專業實訓教學的絕佳案例。
  (二)標示文化
  標識、標牌是大學視覺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種表現形式。校園標識、標牌的設計和設置,是衡量一所大學文明程度的標志之一,也是衡量其規劃水平優劣的標志之一。在這方面,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校同樣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
  一是廣泛的徽標(LOGO)應用。LOGO作為一個組織綜合信息傳遞的媒介,在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校,都得到了非常廣泛和普遍的應用。從宣傳資料到講座PPT,從教職員工名片到門戶網站、各類標牌等,都有LOGO的存在。正是通過這種不斷刺激與反復刻畫,使每個來訪者都能借助LOGO,清晰地對其進行形象識別,并深切感悟其蘊含的品牌價值。
  二是清晰的導示系統。導示系統一詞來自英文sign,有信號、標志、說明、指示、預示等多重含義。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的一個部分,它不但具備引導、指示等功能,同時也是環境布局的重要環節,是營造風格、塑造文化的重要手段。如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將校園建筑物按A、B、C、D……劃分為若干區域,在不同建筑物旁和行人通過處分別設置區域導示牌,在主要建筑物大廳輔以接待、導示服務臺,使各主要路口都能看到校園平面圖,各建筑物外部及樓梯口、電梯口都能看到樓層分布圖,為師生及外來人員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導示系統。走廊樹有導示柱,走廊拐角處墻面和走廊頂部掛有導示牌,使建筑物內部方位、布局一覽無余;所有建筑物入口及走廊、房間入口,都裝有紅色發光安全出口(EXIT)指示牌,對應墻體則配有樓梯、電梯指示牌,使應急安全通道清楚明了。奧茲學院(Olds College)和圣力嘉學院(Seneca College)還在學生注冊、繳費及咨詢窗口等關鍵部位,配置了很多大屏幕電視,借此進行滾動式的導示、宣傳,既易于被學生接受,又便于動態更新內容。
  三是詳實的文字說明。在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各個人物雕塑及各種花卉、樹木等的旁邊,都有制作精美的銘牌,以文字詮釋其文化內涵;各個房間(不論是教室、實訓室或是辦公室、會議室等)門口,也都有規范、統一的銘牌,以文字闡明其功能;走廊、室內張貼的各種照片、藝術品、學生作品,都有簡約的文字說明;辦公桌及桌子后墻,還有各種導示性、說明性、裝飾性文字。在奧茲學院,上千種花卉、植物,也都有相應的文字說明。這些銘牌、文字,不僅使導示系統的功能得以延伸、信息得以擴展,也極大地豐富了校園文化的內涵。
  (三)關愛文化
  前述建筑文化、標示文化無疑尚屬物質文化的范疇,關愛文化則處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中間地帶。作為人本思想在文化層面的集中體現,簡單說,關愛文化就是以大愛精神,通過物質、制度、行為、精神等的文化關照,讓人獲得關愛、尊重、方便、和諧、希望等精神愉悅。事實上,在現代企業,關愛員工已經被視為企業文化的靈魂。對于現代大學特別是高職院校,倡導以師生為中心的關愛文化,既是通過潛移默化強化環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諸多功能的重要措施,更是導入企業文化核心元素、提升校園文化整體內涵的不二選擇。
  以筆者的觀察、感受和粗淺認識,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校的關愛文化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維度:
  其一,人性化的休閑設施。各校都十分注重營造“家”的氛圍。進入校園,隨處可見供師生休息、學習的桌椅,不同區域樣式各異,融合周邊環境,形成一個個優雅的休閑空間;隨處可見自動售貨機,方便師生就近購買食品、飲料。每棟建筑物內部,都設有營業性西餐店,出售冷飲、熱飲及漢堡之類的食物,學生、教師任何時候都可以自由消費。在走廊或衛生間附近,大多裝有自動飲水設備,解決了師生飲用水問題。在一些固定區域,放有微波爐,為師生加熱食物提供了條件。在辦公區域,還設立了教職工休息區,可免費提供咖啡等飲品。
  其二,個性化的便捷服務。各校都十分注重從細節上為師生及外來人員提供個性化的便捷服務。以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為例,其導示系統均采用多種語言,并輔以盲文,確保了不同國籍、不同語言的人群乃至盲人都能在龐大建筑群、建筑物中便捷地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所有建筑物入口,都有殘疾人無障礙通道,指示按鈕一按,門自動打開,為殘疾人通行提供了極大便利。在走廊及電梯口等處,裝有大量規格不一的軟木白板,管理部門、教學部門、學生組織等均可將需要告知師生的公告、通知、廣告、宣傳等紙質信息用圖釘張貼其上,既方便實用,又規范有序。在走廊或休息區桌子上,到處都放置了電腦,可供學生隨時隨地學習、查詢、上網等。在走廊內,還擺放了許多帶密碼鎖的鐵質儲物柜,可供學生存放衣物。
  其三,常態化的衛生及守時習慣養成。各校都十分注重以完善的衛生設施引導師生的衛生意識和行為。馬路邊、綠地上、走廊里及教室、辦公室內部等,隨處可見各式各樣、分類清晰的大垃圾桶,即便教室內,也至少在門口、講臺旁、教室后等處擺放3組以上,便于師生對垃圾進行即時、分類處理。至于衛生間,則幾乎都可以達到五星級賓館的標準,而且不同衛生間設施不同、風格迥異,給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整個校園干凈整潔,一塵不染,走道、樓梯隨處可見席地而坐的學生。透過這些設施、習慣等,也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了其制度文化的力量,任何破壞環境衛生的行為,在這里都會顯得格格不入。時鐘是報告時間的,參訪學院校園內隨處可見時鐘,校園、樓道、教室、會議室、實訓室、辦公室舉目可見樣式各異的時鐘,校園已成了時鐘的博物館,時鐘增強師生時間觀念,時鐘也成為校園亮麗風景。
  (四)精神文化
  審視文化構成的各個層面,精神文化可謂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及行為文化的內在主導力量,決定了其品質優劣。[1]具體到一所學校,精神文化則主要表現為“學校風氣、校園傳統、群體意識、價值追求、理想信念等非實體性的精神財富”[2]。就我個人的觀察、感悟,要深入了解和把握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諸校的精神文化,可以重點抓住以下四個“關鍵詞”:
  一為“人本”。從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博瓦立學院等校的建筑文化、標示文化、關愛文化不難看出,深層均蘊含著以學生為中心、處處為學生服務、一切為了學生的辦學理念,而這正是其精神文化范疇人本思想傳統與價值追求的具體表現。
  二為“團隊”。各校非常重視團隊精神的弘揚,到處可以看到團隊的記憶和團隊的重要。以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為例,教學樓走廊張貼著歷任校長、董事會成員、優秀校友、捐贈者及重大活動照片,以及歷屆畢業生合影等;體育中心走廊懸掛著冰球隊、棒球隊、橄欖球隊等各種團隊的大幅合影,特別是參加各種比賽獲獎的合影;在教學、實訓、辦公場所等的一些醒目位置,還懸掛著很多展示員工風采、學生風采的照片,擺放著大量學生作品及獲獎證書、獎品等。每幅照片都裝有精美的相框,配有詳細的文字說明。整個校園既是教學活動場所,也是一個充滿藝術美感的“校史展覽館”。通過一幅幅照片留存的記憶和傳達的信息,充分彰顯了團隊精神與團隊力量。
  三為“包容”。加拿大是一個以移民為主的國家,多元文化的交融在這里已經上升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形態,并深深融入了其大學精神。在這方面,作為一所政府舉辦的側重為移民服務的大學,博瓦立學院堪為代表。該校學生來自128個國家,講97種語言,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等均存在顯著差異,與之相適應,教師所采用的授課語言亦達46種之多,其文化的包容性由此可見一斑。同時,博瓦立學院的教學樓本身,也是一個藝術長廊和多元文化博物館。不論是走廊,還是教室、會議室、實訓室等,都張貼著世界各國著名畫家的作品,每幅作品都價值不菲。此外,學院還為原住民(印第安人)保留民俗提供了專門活動場所,形成了一個多元、開放、獨具特色的文化氛圍。
  四為“感恩”。在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校,校園最醒目的位置或最重要的部位,往往都是留給為學校發展提供捐贈的人士。或者以捐贈者姓名為建筑物、實驗實訓室等命名,作為一種永恒紀念;或者設置主題文化墻,在突出位置按貢獻大小依次懸掛捐贈者照片,并以不同字號(貢獻越大,字號越大)做出相應說明;或者為捐贈者出版專刊,廣泛宣傳其善舉,弘揚成功者回報社會、回報教育的精神道義。學校還要就捐助資金年度使用情況定期向捐贈者進行匯報。無論是捐贈者對教育的回報,還是學校對捐贈者的尊重,說到底都是感恩精神的張揚。
  二、高職院校文化建設存在的主要差距及原因探析
  (一)高職院校文化建設存在的主要差距
  對比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等校,國內高校特別是高職院校在校園文化建設方面還存在著明顯差距,突出表現為以下三點:
  1.缺乏特色。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的校園文化,充分體現了一切為學生、專業、課程服務的理念,特別是其八座應用技術中心,不僅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學設施及環境,也集中展示了它作為加拿大工商企業頂級合作伙伴的深厚背景,以及推進校企合作、導入企業文化的豐碩成果。博瓦立學院則圍繞多元文化的展示,彰顯出迥異的個性。與之相比,國內大多高職院校還遠未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一方面,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個類型,職教元素相對匱乏,高職特征不夠明顯,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高職教育與中職教育的文化界限均顯模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個獨立的辦學實體,個性化色彩也強化、張揚不夠,院校與院校之間文化趨同性強,區別度不大。
  2.缺乏系統性和縱深感。在南阿爾伯塔學院,那種一切為學生、專業、課程服務的理念,向內滲透進價值層面,沉淀了特定的精神文化底蘊,塑造了整個校園文化的靈魂;向外滲透進表現層面,彰顯于建筑文化、標示文化、關愛文化等,表里呼應,互為印證,構成了一個從價值訴求、制度固化到物質外現、行為表現的自足體系,既相對封閉,又無限開放,從而賦予了文化以一種縱深的格局。即便進入其建筑文化或標示文化等子系統內部,也相對完整、渾然一體,特別是新老建筑的合理布局與無縫銜接,以及校史文化墻的恰當設置,更是在整體的和諧、系統之外,體現了一種歷史的厚重感和空間的縱深感。反觀我們的校園文化,則缺乏面上的系統構建與點上的深度挖掘。就系統性而言:一是缺乏精神之魂。或者不注重辦學傳統、辦學特色等的開發、積淀,使精神文化本身顯得干癟、空洞;或者拋開精神文化支撐,簡單孤立地進行制度文化、物質文化、行為文化等的碎片化建設,各自為陣,零敲碎打,使校園文化喪失了靈魂,喪失了串珠之線,顯得支離破碎、不成體系。二是缺乏整體推進。或者表現形式單一,明顯缺失建筑文化、環境文化、團隊文化、捐贈文化等的深度挖掘,使校園文化從內容到形式均呈現出一種扁平化特征;或者舍本逐末,將校園文化簡單等同于學生社團活動等校園活動,為了文化而文化,為了活動而活動,使校園文化淪為校園的文化裝飾。就縱深感而言:一是缺乏空間縱深感。建筑設計隨意性大,建筑容積相對較低,功能布局不盡合理,綠化、美化整體滯后,難以給人以錯落有致、曲徑通幽之感。二是缺乏時間的縱深感。不注重歷史性建筑的保存和歷史性圖片的展示,不注重“集體回憶”及“個人記憶”[2]的文化再現,使校園文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當下”狀態,喪失了歷史的積淀與穿越時空的豐盈感。
  3.缺乏精細度。如前所述,在南阿爾伯塔學院,每一幢建筑,都是設計的典范;每一座應用技術中心,都是校企合作的結晶;每一塊導視牌、銘牌等,都制作精美,信息集約;每一處文化墻及教學設施、休閑設施、生活設施等,都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特質和積極的教育意義。在博瓦立學院,走廊等處懸掛的每一幅繪畫,則都堪稱藝術精品。可以說,在這些學校,校園文化的精髓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而在我們這里,校園文化的精細度大多不足,缺乏富有文化特質與教育功能的文化精品,缺乏精神文化在物質載體上的細節呈現,缺乏辦學理念向學校決策行為、管理行為及師生日常行為的實際滲透,甚至缺乏高度一致的共同信念,致使校園文化流于粗放,陷于“貧血”。
  (二)高職院校文化建設存在差距的原因探析
  結合國內高職院校發生發展的歷史及背景分析,造成其校園文化建設差距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六點:
  1.辦學歷程短,缺乏歷史積淀。國內高職教育起步于上世紀末,大多院校由成人高校轉型或中職學校升格而來,高職特征尚未完全得以彰顯,自身文化積淀相對較淺。加之校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整體有限,企業文化元素更為缺失。
  2.投入不均衡,缺乏經費保障。從2006年啟動“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至今,國內高職教育依然處于一個基礎發展期,很多院校總體投入嚴重不足,繁重的基礎設施和專業建設任務等擠占了有限資金,致使校園文化建設或者無暇被顧及,只能擱置一旁;或者有心無力,只能零敲碎打。
  3.認識不到位,缺乏統籌兼顧。辦學歷程短、投入不均衡等因素雖然客觀存在,但絕非荒廢校園文化的理由。就主觀而言,我們在認識上至少還存在兩大不足:一是對校園文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往往認為文化是“虛功”,以虛對虛,不愿投放更多的精力及財力、物力、人力。二是對校園文化的內涵理解狹隘。或者片面強調實用,以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取代行為文化、精神文化,人為弱化甚至排斥人文教育及人文關懷;或者片面強調精神、理念,以統一的校歌、校標、校服及響亮的標語口號等,熱衷于塑造“文化”的功利外殼;或者將文化建設局限于學生管理與思想教育層面,以文體活動、黨群管理、思政工作等取而代之,不能將其納入整體規劃及辦學方向、培養目標等的大框架下統一規劃、同步實施。
  4.定位不精準,缺乏個性追求。國內高職教育一度被視為高等教育的一個層次,其獨立于普通高等教育的類型化特征尚處于探索、構建階段,很難為文化建設提供有效的理念引領和精神補給。在此背景下,其文化建設也難以找到自身的準確定位,往往采用“移花接木”策略,要么“高攀”,以普通高校為母體,簡單復制或導入其文化基因;要么“低就”,以中職學校為就近參照,改頭換面地盜取其既有文化,既偏離了高職培養目標,也拋棄了作為一個獨立文化主體應有的個性追求,進而導致高職校園文化高等性與職業性的雙重弱化。
  5.規劃不系統,缺乏通盤設計。在一些院校,文化建設尚未進入中長期發展規劃;在一些院校,文化建設只是作為整體規劃的一個標榜,只有上文,不見下文;在一些院校,雖然有文化建設的單項規劃,但受制于決策者個人偏好及實施者認識水平、規劃水平、設計水平等,難以基于職教特征完整開發校園文化譜系,形成明確、具體、可操作的綱領性文件。凡此種種,導致校園文化建設無章可循、無法可依,淪為點綴。
  6.管理不精細,缺乏主體參與。作為領導主體,學校決策層不能深度介入文化建設的頂層設計及過程指導;作為管理主體,宣傳部門不能有效協調各方面力量完善領導機制、決策機制、投入機制、考評機制等校園文化運行機制;作為創造、傳承主體,師生則往往只能被動接受或完成相關“任務”,難得有機會參與決策、規劃、制度建設等的協同創新。由此導致校園文化“貌合神離”,難以互動生成共同的價值追求。
  三、對高職院校提升校園文化內涵的幾點建議
查擺高職文化建設不足并尋根究源,不是鼓吹“文化虛無主義”,更不是要搞“文化西化”。在當代中國,校園文化不僅是一校綜合實力之反映、科學發展之保證,也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何提升內涵、彰顯特色,對于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學生成人成才,乃至推進文化強國戰略,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針對前述一系列問題及其成因,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著力提升高職院校文化內涵: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
  這是一句典型的老話、套話、官話,也是一條不成建議的建議。之所以老調重彈并置于首位,完全基于當前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中領導職能基本缺失或嚴重弱化的現實。陶行知先生早就指出:“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要想評論一個學校,先要評論他的校長。”所謂“校長”,在這里顯然還要延至整個決策層。就一所學校而言,決策層的思想認識水平往往決定著其包括校園文化在內的發展定位、發展思路及發展成效。
  具體到校園文化建設,決策層至少需要確立如下思想:
  1.優秀文化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續的血脈。
  2.優秀的校園文化是育人之本、強校之基。
  3.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是實施文化強國戰略的內在需要。
  4.校園文化牽涉物質、制度、行為、精神諸多層面和決策者、管理者、教職工、學生及合作企業等利益相關方,校園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主體參與、多維度構建。
  5.校園文化必須走特色化、內涵式發展之路,高職院校的校園文化必須彰顯中國特色、高職特色和自身特色。
  6.校園文化建設“永遠在路上”,絕非一時一事,需要系統規劃、持續投入、統籌推進和長期積淀。
  (二)集思廣益,科學規劃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對于校園文化建設這樣宏大的工程,不僅需要我們對其內涵及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還要結合學校事業發展,科學制定各個時期的專項規劃。
  一套科學的校園文化建設規劃,至少應具備三大特征:
  1.系統性。所謂系統性,在這里又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完整性。即校園文化建設規劃要復合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各個層面,不能以偏概全、顧此失彼。二是互動性。即校園文化各層面之間要符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內在邏輯,并以精神文化為價值層,高度統合處于表現層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不能油水分離,甚至驢頭不對馬嘴,互相抵觸。三是相關性。即校園文化系統本身又從屬于其上位系統(如學校事業發展系統、社會主義文化系統等),不能與之完全割裂開來,自行其是,孤立探索。
  2.創新性。所謂創新性,就校園文化規劃而言,主要包括兩個維度的突破:一是繼承,即對既有校園文化傳統及其精華的挖掘和發揚。這是基于文化延續性的向內突破,是對校園文化內涵的不斷豐富。事實上,無論什么文化,歸根結底都會表現為一種歷史的積淀。著名學者陳之藩在《劍橋倒影》一書中也說:“許多許多的歷史才可以培養一點點傳統,許多許多的傳統才可以培養一點點文化。”對于“新生代”的高職院校,如果在校園文化建設上總是一味地玩“花樣翻新”,就勢必會使原本薄弱的傳統喪失殆盡,使之淪為“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無厘頭鬧劇。二是創造,即對既有校園文化構建模式的超越。這是基于文化多樣性的向外突破,是對校園文化從內容到形式的持續更新。高職院校編制校園文化建設規劃,必須著眼于高職人才培養目標,不斷為自身文化傳統注入時代精神,注入企業文化元素;必須緊緊依托和充分調動師生、校友、專家學者、合作伙伴等多元主體的創新意識與創新思維,在全員參與中延展架構,在多元互動中協同創新,不斷豐富載體、拓寬形式、塑造品牌、提升品位。沒有頂層設計的突破,就沒有校園文化的創新;沒有校園文化的創新,就沒有校園文化的發展。
  3.可操作性。我們說,校園文化建設規劃體現了一定時期校園文化的頂層設計,但并不意味著它就可以天馬行空、不接地氣,就可以閉門造車、不講可操作性。相反,一套科學的校園文化建設規劃,既要適度超前,還要符合實際;既要明確具體建設內容和要求,還要明確各項內容的主要任務;既要提供有效的組織保障、經費保障等基本保障,還要靠實相關責任部門、責任人及完成時限等,建立常態化的督導、考核機制。
  (三)突出重點,統籌推進
  列寧說過,“任何計劃都是尺度、準則、燈塔、路標。”這里所揭示的,除了計劃對于管理實踐的基礎作用,還有計劃與現實之間顯在的距離。要使規劃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就必須付諸實實在在的行動。特別是當前,校園文化在很多高職院校尚處于草創期或重構期,筑牢校園文化的根基,理應成為其文化建設的核心策略。具體講,要重點推進以下四項建設:
  第一,要積極培育共同價值理念。
  校園精神文化主要表現于辦學理念及由此衍生而來的校訓、校風、校徽、校歌等,是大學文化的精髓和靈魂。作為決策者,首先要基于辦好人民滿意的高職教育這一共同理想,以國際視野科學研判高職教育發展趨勢,以理性思維客觀審視自身發展歷史、發展現狀、發展環境與發展空間,集思廣益,形成共識,確立辦學宗旨(即服務面向)、辦學目標(即發展愿景和培養目標)、辦學方略(即發展思路),并一以貫之、長期堅持,賦予自身以生存理由、生存訴求和生存動力。
  其次,要積極推進辦學理念的“延展”和“滲透”。所謂“延展”,指辦學理念向校訓(乃至系訓、班訓、入學誓詞、入職誓詞、校園公約等整個訓言系統)、校風(包括教風、學風、行政作風、服務作風等)、校規等相關概念(文字)性精神文化組件的延伸,以及向校標、校徽、校旗、校歌、校服、學校形象宣傳片、校園導視系統等識別性精神文化組件的拓展,并由此形成統一的理念識別體系。所謂“滲透”,則主要是通過教育教學實踐活動,以及校訓釋義、校風描述、校規解讀、文體活動開展、文化品牌創建、識別系統推廣等不同路徑,使辦學理念“走下墻壁”,有效下延、傳導至廣大師生頭腦,轉化為凝聚力、向心力,轉化為行動自覺,轉化為核心競爭力和文化品牌。
  第二,要系統建構現代大學制度體系。
  制度文化作為文化的規則層面和秩序系統,既是精神文化的產物,也是物質文化的維系和行為文化的主導。如何建構現代大學制度體系,是高職院校文化建設必須面對的課題。
  首先,要高度重視章程建設。要以章程文本,固化辦學共識,著力體現自身所要追求的核心價值;以共同契約,從宏觀上協調與政府、社會、合作企業等的外部交互關系,從微觀上確立“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辦學”的內部治理結構,保障和催化以人為本、校企合作、科學發展等理念精神向教育教學、管理服務等日常工作的深度遷移。
  其次,要以章程為依據、問題為導向,理性設計和科學建構現代高職院校制度體系。所謂“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的治理結構,顯然只是一個制度胚胎,要形成體系,就必須以此為框架,做好三項工作:一是基于辦學定位、發展需要和運行分析,對現行制度進行診斷、梳理,摸清底細。二是基于高職教育的“中國規律”和自身實際,著眼全局,適度前瞻,系統設計制度體系的整體架構,并從起草、討論、修改、審查、審定、發布等環節,嚴格制度制定標準。三是基于設計架構及制定程序,針對現行制度可能存在的突出問題,諸如照抄照搬、脫離實際,閉門造車、違背規律,內容陳舊、重復交叉等,以人文關懷為根本,以服務效能為追求,以保障人才培養為核心,以平衡利益關系、規范權力運行、推進校企合作、提升教學質量、細化工作流程、鼓勵師生創新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廢改立工作,分門別類地重構運作規范。
  此外,還要建立健全制度運行及監管機制。制度在執行之前,反映的只是一種“應然”,而非“實然”[3],充其量只是文化的一個軀殼或符號,而非內涵揭示;“就像是一把標尺,如果沒有被用來劃線、測量,它將無異于普通的木條或鋼板,只能是可能性的標尺,而不是現實的標尺。”[3]唯有有效執行,才能使制度成為管理實踐,進入文化的更深層面。因而,系統建構現代大學制度體系,還必須強化問責、問效機制,通過依法管理(有法必依)、跟蹤管理(對執行情況進行追蹤問效)、動態管理(適時動議或定期清理)及考核管理(如年終述職、教代會報告)等手段,以制度保障制度落實和價值趨同。
  第三,要全面優化物態環境。
  物質文化是對物態環境的文化滲透,物態環境是校園文化的直觀呈現。愛默生有句名言:“文化開啟了對美的感知。”要使一所學校的物態環境足以開啟人們的美感,就要做好整體規劃和細節處理,由外而內賦予其美的形式與美的內涵。
  一方面,要從大處著眼,對接校園文化建設規劃,就基礎設施及環境建設進行下位規劃,使之服從服務于文化建設。
  對于新建校區,首先面臨的當然是選址問題。從教育的內在要求出發,要大致遵循這樣一些標準:遠離鬧市;周邊自然環境優美、社會資源富集;有發展空間等。如南阿爾伯塔理工學院,其主校區即選擇了一處山丘,從校園草坪就可俯視高樓林立的卡爾加里市區,環境優美,交通便利,是極為理想的讀書圣地;其分校則位于開發區,校企結合緊密,工業氛圍濃厚。
  對于既成校區,由于歷史的原因,選址、建筑等很多東西則往往已經無法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結合文化建設的長遠規劃,發揮校園文化的整合功能,抓住以下切入點,及時優化校園規劃設計:一是在功能布局上,要適應專業發展由分化走向融合、校園模式由封閉趨于開放的變化,以以人為本的區域互動,取代傳統的機械分區,并盡可能考慮向社會開放、為社區服務的需要,先期籌劃好建筑規模及待建項目;要適應高職教育以就業為導向、以能力為本位的特征,注重教學空間與非教學空間、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及校園、校舍與社區等的融合。特別是我院這樣開辦土木工程類專業的院校,更要注意挖掘校園建筑的附加功能,使之在滿足常規需要的同時,兼具技術展示與教學實訓功能。二是在建筑風格的選擇上,要注意維護歷史,在繼承傳統風格與原有風格的同時,著重體現自身辦學理念、辦學定位(包括發展目標定位、培養目標定位、專業定位等)和辦學特色;要注意提升校園及建筑的品質,在彰顯地域性、歷史性、文化性、藝術性氛圍的同時,為人設計,為技術設計,著力營造更加有利于人才培養的人文環境;要注意新老建筑的銜接、貫通,通過顏色選擇、光效運用、標牌設置等,從視覺上將校園建筑納入同一文化系統。三是在規劃內容上,要突出人本,科學制定綠化美化方案,合理設置道路、停車場、休閑區域、單獨學習區域、學生社團活動場地等專用空間或輔助空間,使整個校園成為“人們愿意呆的地方”[4];要適應“大智移云”時代要求,以數字化校園建設推進節約型校園建設,逐步實現網絡(有線、無線)全覆蓋和智能化管理服務。
  另一方面,要從細節入手,將特定的精神文化元素積極導入校園建筑及各個角落,賦予物態環境以鮮明的文化印記。
  環境即教育。古人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揭示的就是環境的教化功能。而要強化這一功能,就要將觸角伸向校園物態環境的細部,精心設計,重點突破,實現“墻壁也在說話”[5]的目標。
  具體講,我們可以結合自身實際,重點從以下五個點位尋求突破:一是標示系統。基于學校精神理念,系統開發形象識別體系,作為規范,推廣應用;基于對校園道路、建筑物、景區景點等的統一命名,綜合造型、色彩、文字及地圖等多種元素,突出特色和教育導向,分層設計校園導示系統(如道路指示、建筑物樓層指示、功能指示、文明提示、安全警示),合理布點,統一設置。二是文化墻。在校門周邊、廣場附近、校史館外圍、建筑物走廊、教室內墻,以及其他核心區域和顯眼位置,設置系列文化墻,集中展示辦學特色、辦學傳統、辦學成果(如榮譽獎牌、校企合作成果)、校園人物(如歷任領導、杰出校友、先進模范、捐贈者)、校園文化產品(如學生作品、品牌社團、品牌活動)等。三是個性化學習(工作)空間。結合重點專業、重點社團等的建設,設置若干教師(教學團隊)工作室、學生(社團)工作室,鼓勵創造,引導創新;結合校園總體布局,在圖書館、景觀帶、樓前屋后等處,因地制宜開辟一些休閑區域和單獨學習空間,契合環境配置桌椅、書架、電腦、遮陽蓬、自助售貨機、自動柜員機等,滿足師生個性化學習、生活需要。四是公共衛生設施。優化垃圾桶(最好進行特色化設計)設置,方便師生隨時隨地進行分裝處理;塑造公共衛生間(水房)高端形象,以先進設施和溫馨環境引導師生文明使用;在校園空地、圖書館入口、走廊盡頭、教室側后方                                                                                                                                                                                                                                                                                                                                                                                                                                                                                                                                                                                                                                                                                                                                                                                                                                                                                 等適當位置預設足夠的儲藏空間(如倉庫、儲物箱),便于師生存放隨身物品和歸整閑置物品、衛生工具。五是文化傳媒。合理設置報欄、櫥窗、勵志牌、宣傳展板等傳統媒介,全面推進門戶網站(含手機版)及官方微博、官方微信、電子屏等新媒體平臺建設,著力辦好校報、校刊、學報,大力傳播共同理想理念和價值追求,讓廣大師生在參與中知之、信之、行之。
  第四,要大力培育行為文化。
  所謂“行為文化”,簡單說,就是群體或個體受主客觀環境共同影響而產生的行為、形成的習慣及其蘊含的價值取向。作為校園文化的一個結構層次,行為文化可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建設成效在行為層面,包括群體行為(如課堂教學、實習實訓、社團活動、集會等)和個體行為(如校長個人行為、先進模范個人行為、師生個人行為等)的集中體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進行精神的、制度的、物質的文化建設,其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培育良好的行為文化。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行為本身又是影響行為文化的重要因素。行為主義代表人物斯金納認為,行為支撐著一種文化的思想和價值,同時也改造著文化、變革著文化;文化的發展就是建立在社會或受相倚性聯系強化的環境之上的行為發展。[4]所謂“受相倚性聯系強化的環境”,對校園文化而言,顯然不只是物態環境,它還包括了學校傳統及“參照群體”[6]等可能影響個體行為的相關“氣場”。因而,培育校園行為文化,不能只靠思想引導、物質支撐和制度約束,還要劍指“行為”本身,以行為引領行為。
  具體講,要抓住三個關鍵:一是匡正行政行為。比如,在決策環節,要著力擴大民主,使決策本身盡可能成為整個決策層乃至廣大師生的“共識”,充分調動群體的內心認同與行動自覺;在評優樹模環節,要極力維護公平、公正、公開,按制度辦事,用事實說話,使評選結果盡可能符合自身現實表現,符合共同價值追求和心理預期,發揮正向“參照”作用,增強其他群體效仿動機。二是規范師生常規行為。比如,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要嚴格執行質量標準,不僅要把勤奮敬業、嚴謹踏實的教師形象帶進課堂,更要融入平等、合作、互動意識,優化課堂教學模式,尊重學生,理解學生,鼓勵學生向善向上;在校園生活中,要嚴格執行既定的行為規范,倡導什么、禁止什么,學校領導及教職員工都要率先垂范,為學生做出榜樣,對師生違紀、違規行為,則要一視同仁、及時處置,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免引發“胡蜂效應”[7]。三是積極培育校園文化品牌。團隊培育上,要綜合與專業兼顧、學生主體與教師主導并重,通過實行導師制和提供經費、場地、設備等,在學校層面重點培育綜合性社團,在系部層面重點培育專業性社團,薪火相傳,推陳出新,逐步形成一批內有凝聚力、外有知名度的品牌社團,彰顯學校辦學特色,引領學生成人成才。活動設計上,要優化宏觀架構,基于群體價值追求和形式多樣、數量適度的活動序列,重點打造若干品牌活動,為師生展示自我、交流情感提供平臺;要優化微觀策劃,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活動內容和師生體驗,使之成為德、智、體、美、勞和諧互動的過程,成為創新文化、傳播文明的高效“課堂”。
  當然,各校傳統不同,精神追求及文化形態各異,以上突破方向,只是基于文化“四層次說”提供的一個參考路徑。在具體操作上,還要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基于文化建設的總體規劃,制定各年度計劃(包括經費配套),突出重點,分步實施。
  (四)注重反饋,定期評估
  從管理學角度看,評估無疑具有導向、激勵、診斷、鑒定和監督等多重功能。但就目前而言,高職院校文化評估尚未作為專項評估進入學校舉辦者或教育主管部門的管理體系,也缺乏來自第三方的專業評價。在此背景下,就需要我們建立文化評估的內部機制,基于師生、社區、合作伙伴、用人單位等的信息反饋,對校園文化建設進行有效的過程控制和適時的自我調節,使之與時俱進,最大限度符合整體發展戰略。
  具體操作上,則可以參照一些理論與實踐研究成果,從校園文化體系建設、辦學理念體系建設、辦學實踐體系建設和優勢領域發展四個層面入手,重點關注八個問題:文化建設核心價值觀的導向性;文化建設體系的完整性;辦學理念體系和辦學實踐體系的一致性;文化建設軟環境和硬環境的協調性;文化建設的全面性和針對性;文化傳統的繼承性和發展性;文化建設的適切性和獨特性;文化建設過程的參與性和成果的共享性。[5]按圖索驥,校準方向,肯定成果,尋找差距,有針對性地進行整改、補救,促進文化創建與生成,引領發展。
  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覺”[8]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認識了自己的文化、理解了別人的文化、經歷了長期的取長補短的自主適應,才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秩序。高職院校要實現特色發展、內涵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喚醒“文化自覺”,著眼于促進學生成長、發展,進行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不斷提升文化品位。
 
參考文獻:
[1]轉引自高寶立.職業人文教育論——高等職業院校人文教育的特殊性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5).
[2] 葉仙虹.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研究——校園文化中的職教元素分析[D].廣東技術師范學院,2010.
[3] 劉海忠.淺談推進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執行力的踐行與思考[J].管理科學,2014(7).
[4] 轉引自奧茲門.教育的哲學基礎.第七版 [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6.
[5] 張鳳華,張東嬌.學校文化建設與評估指標體系的研制與思考——基于北京市中小學學校文化建設示范校創建活動的研究[J].中小學管理.2014(7).

 
 
 



[1]關于文化結構有兩分說(物質、精神)、三層次說(物質、制度、精神)、四層次說(物質、制度、風俗習慣、思想與價值)、六大子系統說(物質、社會關系、精神、藝術、語言符號、風俗習慣),本文采用四層次說。
[2]這一組概念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所謂“集體回憶”,與個人記憶相對而言,指某一群體的人們通過文字、圖片、影像等再現形式而共同擁有、傳承并不斷建構的記憶。
[3]法學概念,兩者相對而言,“應然”指應該的樣子,“實然”指實際的樣子。此處僅套用其字面意思。
[4]語出美國建筑師協會會員、全球教育設施一流設計師威廉姆·布魯貝克(WilliarnBrubaker)專著《學校規劃設計》(中國電力出版社2006年版)。在該書中,以獨立章節對其內涵進行了詮釋。
[5]出自蘇霍姆林斯基名言:“無論是種植花草樹木,還是懸掛圖片標語,或是利用墻報,我們都將從審美的高度深入規劃,以便挖掘其潛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并最終實現連學校的墻壁也在說話的遠大目標。”
[6]所謂參照群體(reference group)即“榜樣群體”,指個體自覺接受并選擇其行為規范和準則來指導自身行為的群體,如先進班級、優秀球隊等。參照群體對于群體成員可能有積極影響,也可能有消極影響。
[7]美國氣象學家羅倫茲(Lorenz)提出。又稱“蝴蝶效應”,指細微變化帶動整個系統發生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類似漢語所謂蜂擁而上、一窩蜂之意。
[8]這一概念由費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首次提出,其內涵包括對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和對文化發展責任的主動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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